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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不论“领先者当选”的制度能否产生足够的代表性。就民众方面而言，能够选举出代表公共利益的候选人，其前提条件是选民具有“知人善任”的本领，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事。可是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却看不到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，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：“知人善任”是一种很高明的艺术，需要阅人无数的经历、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极高的文化素养，让普通公民普遍具备这种素质是不现实的。现代心理学的试验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由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戴维·邓宁领导的一项研究表明，缺乏竞争力的人普遍没有能力判断别人竞争力的强弱，也无法判断别人观点的质量。例如，当人们缺乏对税制改革的知识时，就无法判断出哪些候选人是真正的专家。邓宁及其同事通过实验证明，当涉及到自身的智力水平时，人们往往存在错觉。人们总是认为自己的表现“好于平均水平”，有趣的是，那些实际上表现最差的人也是这样认为。
在一项推理能力的测试中，根据测试结果，将受试者按成绩分为四组，每组各四分之一，最差一组的受试者对自己的评价与实际的表现差距最大，实际的正确率只有13%，自我评价的正确率却在55%，成绩越好的人，自我评价与实际表现的差距越小，成绩最好的人，自我评价的水平反而略低于实际表现。
人们对自我能力判断的缺失，也同样体现在对他人能力的判断上。邓宁和他的同事进一步让受试者为逻辑推理测试相互打分，结果发现，那些自己在测验中表现最差的学生，对其他学生的打分也最不准确。因为他们无法辨别出正确的答案是什么。邓宁总结道：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，人们普遍存在着认知的空白领域，当人们要就这些领域做出选择时，就会出现判断的失误。邓宁认为，真正无知的人对候选人和他们的主张最缺乏判断力，不幸的是，所有人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无知。尤其是在西方“快乐教育”盛行的情况下，民众普遍存在低智化倾向。
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，西方研究者开始测量公民的政治知识水平。一次又一次的研究表明，大多数公民对政治完全无知。79%的美国公民不能认出他们的州议员，在选举年，大多数公民认不出他们选区的候选人。学者们还发现，选民政治上的无知是一个普遍现象，斯科特·奥尔索斯（Scott Althaus）利用1992年以来美国大选研究的资料，将美国公民按照政治知识的水平分为四个等级，每一个等级各占25%的比例。他发现，最高的等级和最低的等级在政治知识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异。最高等级中有93.4的人知道共和党比民主党更为保守，而在最低等级中，只有13.1的民众知道这一点。最低等级中只有12.2%和9.7的人知道是哪一个党在控制着众议院和参议院。
如果仅仅是政治上的无知，问题还不太严重，调查显示，民众还受许多偏见和错误信息的误导，比如，有一半的美国人认为，联邦预算的18%被用于对外援助，但事实上这个数字只有1%。费边·克里斯坦德（Fabian Christandl）和德特里夫·费森霍尔（Detlef Fetchenhauer）两位经济学家做了一个实验，他们让受试者估计未来25年，如果经济增长1%，3%，或5%，国民收入分别增长多少。事实上，如果经济在未来25年平均增长5%，国民收入应该增长238%。但受试者的估计平均只有82%，只及正确答案的三分之一。超过90%的受试者低估了国民收入的增长额，低于10的受试者回答正确或高估。不仅如此，戴安娜·穆兹（Diana Mutz）提供的实验报告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尴尬的数据，政治知识丰富的选民往往对政治活动的参与并不热衷，而那些积极投身政治运动的人，往往对政治一无所知。也难怪布莱恩·卡普兰（Bryan Caplan）认为，在许多重大事务决策方面，如果我们要改善政府的行为，与其问计于选民，还不如选择掷硬币。
也就是说，即使代议制没有被操纵，真的让选民自己选择，也未必能选出什么名堂。
